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筹备期间，我从原单位——外文出版局被临时借调出来，参加大会文件和讲话稿的笔译工作，而且在会议期间还为毛主席做过同声传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同传”。

       平生头一次做“同传”

       “同传”，如今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由于孤陋寡闻，只听说在联合国开会时使用各种语言的“同传”，所以对这一行我很陌生，以至不免有一种神秘感。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不满14岁的孩子，而到了中共八大召开时，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能为党的如此重要的会议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担任大会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说来，从党的七大到八大，时隔11年多。这期间，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首先是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仅经过四年全国解放战争，于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八大召开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经确有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亟须加强自身建设，制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主席在8月30日至9月12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中共八大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起步。出席八大的代表有1026人，代表全国党员1073万人。毛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为了参加中共八大的翻译工作，在会议举行的消息尚未公布以前，我和其他一些临时被调去的人员便早早集中到北京西苑饭店。那时的西苑饭店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高楼大厦，而是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在那里，我们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天吃住都在饭店里，就在那里对大会文件和讲话进行文字翻译。会议文件和讲话被翻译成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而这些翻译人员，也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我们日语组的领导人是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负责人康大川，他是我原单位的顶头上司。还有一位负责人是部队干部老沈同志。此外，有两位专门润色日文译稿的日本专家。等到9月15日大会要开幕时，又从各个文种的翻译班子中挑选出若干人担任了同声传译。我们日语组担任同声传译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苏琦和叶启庸等同志。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几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受过同声传译的专门训练。大会之所以安排同声传译，是因为有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日本共产党出席的是野坂参三一行。

       当时，北京还没有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是最理想的开会场所，所以中共八大就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在我们日语的翻译班子中，我是第一个进同声传译箱子的，因为领导把毛主席致开幕词的同声传译任务交给了我。在此之前，我虽然曾多次担任过毛主席会见日本朋友时的日语口译，但从未为他做过同声传译。

       感受激动人心的场景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同传”箱子，心情非常紧张。由于“同传”箱子设在大礼堂二层的左侧，所以坐在箱子里，面对话筒和译稿，根本看不见主席台上的情况。即使我把头抬起来，也只能看见二楼的部分与会者，只有欠起身来往台上望，才能隔着玻璃看到讲话人的身影。戴上耳机后，周围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在未开会之前，我们曾试了一下话筒。戴上耳机后，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因此，生怕场内的代表听不见，就自然而然地把嗓门提高了起来。其实，用一般声音讲话，代表们就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不需要提高嗓门，提高了嗓门，反而会变成噪音，听者耳朵会震得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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