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培训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筹备期间,我从原单位——外文出版局被临时借调出来,参加大会文件和讲话稿的笔译工作,而且在会议期间还为毛主席做过同声传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同传”。

       平生头一次做“同传”

       “同传”,如今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由于孤陋寡闻,只听说在联合国开会时使用各种语言的“同传”,所以对这一行我很陌生,以至不免有一种神秘感。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不满14岁的孩子,而到了中共八大召开时,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能为党的如此重要的会议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担任大会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说来,从党的七大到八大,时隔11年多。这期间,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首先是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仅经过四年全国解放战争,于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八大召开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经确有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亟须加强自身建设,制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主席在8月30日至9月12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中共八大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起步。出席八大的代表有1026人,代表全国党员1073万人。毛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为了参加中共八大的翻译工作,在会议举行的消息尚未公布以前,我和其他一些临时被调去的人员便早早集中到北京西苑饭店。那时的西苑饭店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高楼大厦,而是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在那里,我们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天吃住都在饭店里,就在那里对大会文件和讲话进行文字翻译。会议文件和讲话被翻译成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而这些翻译人员,也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我们日语组的领导人是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负责人康大川,他是我原单位的顶头上司。还有一位负责人是部队干部老沈同志。此外,有两位专门润色日文译稿的日本专家。等到9月15日大会要开幕时,又从各个文种的翻译班子中挑选出若干人担任了同声传译。我们日语组担任同声传译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苏琦和叶启庸等同志。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几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受过同声传译的专门训练。大会之所以安排同声传译,是因为有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日本共产党出席的是野坂参三一行。

       当时,北京还没有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是最理想的开会场所,所以中共八大就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在我们日语的翻译班子中,我是第一个进同声传译箱子的,因为领导把毛主席致开幕词的同声传译任务交给了我。在此之前,我虽然曾多次担任过毛主席会见日本朋友时的日语口译,但从未为他做过同声传译。

       感受激动人心的场景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同传”箱子,心情非常紧张。由于“同传”箱子设在大礼堂二层的左侧,所以坐在箱子里,面对话筒和译稿,根本看不见主席台上的情况。即使我把头抬起来,也只能看见二楼的部分与会者,只有欠起身来往台上望,才能隔着玻璃看到讲话人的身影。戴上耳机后,周围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在未开会之前,我们曾试了一下话筒。戴上耳机后,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因此,生怕场内的代表听不见,就自然而然地把嗓门提高了起来。其实,用一般声音讲话,代表们就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不需要提高嗓门,提高了嗓门,反而会变成噪音,听者耳朵会震得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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