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简单句，为的正是使自己花在输出方面的精力最小化，从而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方面的信息。当然，倡导使用简单句，并不意味着要求译员
使用简单句，为的正是使自己花在输出方面的精力最小化，从而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方面的信息。当然，倡导使用简单句，并不意味着要求译员的每一句译文都要像I’m a student这样简单，而只是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使得译文简单易懂，尽量使用比较简单的句式，这样不仅减轻了口译员的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听众的理解。至于什么样的句式才算是简单句，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应该去讲写作的书中找，不过这里可以推荐一本英文书名曰：Style，专讲英文写作，写得很好，很有借鉴价值！
还有一点提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同传中遇到长句最好拆为短句、简单句，然而为了使疑问不至于显得过于单调、刻板，不妨在遇到简单句的时候做一些“加花”的处理，因为此时你会有更多精力可以分配给译文的输出！
第六条：Be natural.
Be natural 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要自然而然、不露痕迹。
“自然”是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倡导的“功能或动态对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 Dynamic Equivalence）的核心概念。奈达在1964年出版的《走向翻译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书中指出，“动态对等”指向的是译入语。而“动态对等原则”的核心就是要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语法、习惯以及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译文不应该带有明显的译出语的痕迹，而是应该尽量自然而又不露痕迹地融入到译入语的语境和逻辑之中。其实，奈达强调的“功能或动态对等原则”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讲的翻译“归化派”。
在翻译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翻译方法或曰态度，即“归化派”和“异化派”。前者强调译文必须完全融入译入语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使读者看不出是译文，例如清末的一些翻译家，他们采用纯正的中国古文翻译西方小说；而后者则倡导保留译文的异域风情和特点，甚至直接采用原文的音译，这样可以增加译入语自身的丰富性。这两派可以说是自古就有，双方谁也没有完全说服过对方，而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种种译文也是齐头并进，半斤八两。
从经验来说，对于一场同传，听众更愿意听到的大多是“归化派”的译法，因为这样的翻译听起来会比较舒服。然而对于高度紧张工作的同传来说，想要始终做到“归化”处理却又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归化”对同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你有更长的EVS，也就是说你必须听更多的信息之后再对其加以处理，否则就只能遵循原文的结构和顺序，无法实现“归化”。大家在谈同传技巧时，往往会提到一种技巧，叫做“顺句驱动”，也就是说，顺着原文的句式往下翻译，不做任何顺序或结构的调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I saw Tom yesterday in the classroom where we used to have classes.如果是在同传现场，为了减轻压力，口译员很有可能会采取“顺句驱动”的方法尽量缩小自己的EVS，出来的译文可能就是：我看见Tom,昨天在教室里，我们以前在那里上课。这样的译文看起来很蹩脚，但是高明、有经验的口译员就会对“顺句驱动”做一些调整和处理，从而使得全句显得更为自然，例如这样处理：我看见Tom了，那是昨天在教室里，我们以前曾在那间教室上过课。这样的译文虽然还让人觉得不够“自然”，但也算得上是比较好的临场应急处理方案了！
不过如果想要真正做到“自然”，恐怕更多时候，口译员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有时候可能需要冒着遗漏信息的风险尽量拉开自己与发言人的距离，从而有更大空间可以对译文进行“归化”调整。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口译员能够在听到classroom一词的时候再开始翻译的话，出来的译文效果会更好一些：我昨天在教室见到Tom了，我们以前常在那间教室上课。如果口译员真的是艺高人胆大的话，那就听完整句再翻译，效果就会比较接近笔译了：昨天我在以前上课的教室见到了Tom。不过这种等待全句结束的方法，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尽可能地调动你的“短期记忆”储备能力，而根据前文提到的Daniel Gile的“精力分配模型”，如果太多的时间分配给了“短期记忆”，那么你能够用在其他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就会骤然减少，从而带来漏听或漏译的风险。
从我个人的偏好来讲，我比较倾向于“归化”处理的方法，也就是奈达谈到的“自然”。不仅是在英译中时如此，而且在中译英时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英文的语法习惯和文化逻辑。由于同传实现场即时翻译，听众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处理大量涌入的信息，所以“自然”的译文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建立起听众对口译员的信任度。不过，就任何口译员来说，想尽量采用归化译法的话，总还是需要不少时间的砥砺和磨练的！
（责任编辑:tysd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