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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传译涉及到信息处理，其转换、表达和查验紧随对源语的理解。显而易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妨碍其他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口译人员首先应在口译前对刚接收到的一定量的信息进行处理。然而，大多数从事英译汉同声传译的口译人员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因此，他们无一例外地听第二语言———英语，并说第一语言———汉语。同听第一语言不同，只有对英语（第二语言）准确理解，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同声传译效果。这是英译汉同声传译的关键所在。正如Weller所指出的那样，同声传译过程中对源语篇的理解，最难的部分是把第二语言译为第一语言的。卡尔也特别提出，一般说来第二语言的记忆容量要小于第一语言的记忆容量。格里菲斯用数字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母语的记忆容量如果是9个单词，而第二语言则是5个单词。除这些明显差别外，还有一个差别就是，汉语口译人员长期记忆英语词汇、音标和句法规则的能力弱于以英语为母语的演说者在这方面的能力。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汉语口译人员的信息处理能力弱于以英语为母语的演说者。
口译人员往往被动接收英语，而且受演说者的速度左右。这种情形为口译人员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语言背景。口译与阅读不同，后者可通过暂停或重读以求更深的理解。口译与一般会话也不同，说话人可通过观察对方的面部表情来调整措词，或者使用“外国人式的交谈”来促进交流。正如塞勒斯科维奇所说，不能按照自己的速度工作是同声传译最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口译人员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快速地处理源语，要么因力不能及，舍弃某些部分不译或漏译。
除了在源语和目标语之间进行有效转换并同时表达译语内容之外，同声传译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听力理解比一般听力理解需要更多的信息容量。当然，听力理解本身并不是被动的，相反，它是一个活跃的、具创造性的和对听众的非语言学知识加以运用的处理形式。舍利认为，听力理解中有两种处理形式：从下至上处理———利用声音、单词和词组来识别语言；从上至下处理——利用听者的背景知识和预测来识别语言。这两个过程互相交织，某一层面的信息不足时，可以通过检索另一层面的信息来进行弥补。口译人员应该最大程度地充分利用这两种处理形式，以便促进对源语的理解。因为口译人员不能等到听完一个句子之后才开始翻译，所以从上至下的处理方式在同声传译中的作用尤为重要。通过利用预测的方法，口译人员尽可能地快速表达出将要接收到的信息。口译人员的这一预测过程比一般听众的更集中，并且需要更多的注意力。在这一过程中，口译人员还需综合考虑预先准备的“术语列表”，自己的理解或同事做的“笔记”。口译人员还要检查自己的发音、音量、句法、语境以及需要保持在可接受限制范围内的停顿次数和长度。可视信息，如演讲人的面部表情和他们观看会议大厅的动作，也可视为是从上至下的处理方式的一部分。因为观众的反应同样会影响信息处理的效果，所以口译人员也需要对他们进行观察。因此，尽管通过复杂的信息处理来破译未知信息只是同声传译的一个方面，但是口译人员仍需进行此项工作。事实上，口译人员的处理能力不能仅仅用于理解，他们还必须为诸如对目标语的转换和表达之类的其它任务预留一部分精力。口译人员为能够成功地做好同声传译必须构建一个处理多项信息的注意力分配系统，这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最大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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