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人来说，《世界征服者史》是这个专业的必读书。这部著作详尽记录了早期蒙古在中亚和西亚的活动，由伊朗史学家志费尼用波斯文写作而成，之后由英国波斯语、蒙古史学家波伊勒花费近20年的时间译成英文。此书英译本在1958年面世不久，翁独健便得知了消息，并一直寻觅合适的译者。何高济便是他一直寻找的合适人选。
何高济并非本专业出身，对于元史中的人名、地名颇感艰涩陌生，若想将英文书稿中的人名、地名准确译成国内认可、统一的名称，必须对《元史》内容熟练掌握，通读《元史》也成为了无形之中的要求。据何高济讲，直到现在，他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这部《元史》。而且，由于英译本已经不是第一手资料，波伊勒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注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就难免英译的错误。不仅如此，何高济还抱着“尽管他翻译出来了，但是还得要看原书，所以要知道一点波斯语”的想法，顺理成章的，何高济又开始自学波斯文。解决书稿翻译中的各种困难无疑是翻译家的工作，然而应付书稿之外的各种政治运动却又是落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头上的“无妄之灾”。随着各种运动的展开，有着海外背景的“资产阶级学者”何高济被第一批下放到农村，辗转于河北、河南、北京等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各种运动的间隙，何高济依然心系着他的翻译工作。尽管下放农村之后每日都要承担繁重的农活，但他依然抽时间偷偷地学习波斯语，翻译书稿。在那个做学问堪比犯罪的年代，尽管不知道难过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也无法预料翻译完工之后的书稿命运如何，何高济从未放弃过。“我就是这样搞学问。人家看不起，我还是坚持干，因为这个东西还有点用。搞中国历史过去比较忽视外国资料。虽然这方面过去也有人搞过一些，但都是介绍性的，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我觉得这书很有价值，不管领导支不支持，还是继续翻译。这个过程中，翁独健对我影响很大。”
进入70年代，社科院历史所由郭沫若挂名，编纂《中国史纲》，何高济因此也从农村调回所里，并负责中外关系史、蒙古史和宋史部分的编写。“这部书左倾思想太厉害了，整个一部历史，除了阶级斗争，什么都不能谈。”虽然这部《中国史纲》最终并未流行开来，但借此机会回城的何高济却得以专心地继续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
随着政治环境逐渐回暖，何高济的《世界征服者史》翻译工作也接近尾声。令他无奈的是，他的境遇并未因政治环境的松动有所改变，没有出版社接受这部书稿。几经周折之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书稿。1980年5月，《世界征服者史》第一版终得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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