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文学来讲，没有翻译，世界文学的版图就难以完善。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就，如果没有翻译的推动，也是根本不能想象的。所以，我对翻译这个事业，以及翻译家这个职业，是信任与尊敬的。
但我又不得不说，这种对翻译的依赖与期许是在阅读各种汉译作品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今天，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推进汉语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一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翻译的反向翻译，一种文化输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一件向世界敞开，与世界对话的努力，是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发生的。之前，通过持续不断的翻译，我们知道了整个世界；现在，这个翻译要扭转一下方向，把汉语译成各国语言，也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了解一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事情，中国人的情感与心思。这是近几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努力。这十几年间，我也有少数作品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我随着这些书出国，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好奇的游客，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过程。但当最初的兴奋过去，我也感受到中国文学的翻译可能并不像自己最初所期待的那样，一路都是友善的鲜花与掌声。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汉学，也有各式各样的翻译，这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我的情形更特殊，我还会遇到藏学。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景，说藏学不是汉学，所以用汉语写出的藏族社会，也不是真正的这一民族的文学。记得我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时，翻译和出版方都抱着很美好的希望，但书刚上市，就遇到了认为旧时的藏人社会是人间天堂的藏学家。他反对写出这个社会的残酷与蒙昧，人们痛苦的挣扎。这样的人在西方社会很有能量，令翻译和出版方感到担心与忧虑。也是在一个西方国家，我被一个翻译带去参观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其实，这位翻译是要带我去看一个关于中国藏区的展览。展览的是青藏高原上比较简陋的乡村学校的照片。那位翻译这么做当然有他的用意。他还特意问我有什么感觉。我问他：这些学校的面貌确实让人感到汗颜，但青藏高原上还有很多像样的学校为何没有展出？另外，这些把寺庙盖到外国来的人，他们统治青藏高原的时候，竟连这样简陋的学校也没办过，那么他们基于什么样的道德感来办这个揭露性的展览？最后，我告诉这位翻译，我今天之所以能从事写作，并因为写下这些文字而来到他的国家，正是拜我的小村庄开天辟地出现的那所简陋的小学校所赐，让我可以在两种不同语言间不断往返穿梭，重新建设我们精神的世界。那样的小学校培养了我对语言魔力的最初体验，如此这般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我看来，不仅不是起码的尊重与理解，更是一种挑衅。
翻译不只是一件匠人般的技术工作，虽然这个工作天然地包含了巨大的技术含量。翻译也跟意识形态、跟文化观念密切相关。而被翻译，其实也是一个被衡量、被挑选的过程。尤其是发生有关中国文学的权衡与挑选时，尤其是有关藏人这个族群的文学表达时，可能也并不完全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考量。虽然我依然愿意自己的文字可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但同时我也知道，这条道路上我们遭遇的并不都是同情之理解，还会充满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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