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当我在年轻时代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翻译。这使得我的汉语写作，自然有一种翻译腔。我常常会把嘉绒语经验世界中的一些特别感受与表达带到我的汉语写作中。当小说中人物出场、开口说话时，我脑子里首先响起的不是汉语，而是我的母语嘉绒语，我那个叫作嘉绒的部族的语言，然后，我再把这些话译写成汉语。当我倾听故土人物的内心，甚至故乡大地上的一棵树、一丝风，它们还是用古老的嘉绒语发出声音。自然，我又在做着一边翻译一边记录的工作。刚刚从事这种工作的那些年，有时，我会忍不住站到镜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电视剧里那些猥琐的日军翻译官。还好，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我在镜子中表情严肃，目光坚定，有点像一个政治家即将上台发表演讲前的那种模样。
上世纪80年代，我和这一代作家一样，开始了贪婪的阅读，其中绝大多数是翻译文学。从乔叟到爱伦·坡，从托尔斯泰到马尔克斯，从惠特曼到聂鲁达，从庞德到里尔克。一度，他们的经验显得比杜甫和苏东坡还要重要。我们记得那些作家诗人名字的同时，也记下了一些翻译家的名字。他们把整个世界带到了一代不懂外语的中国作家面前，使我们得以从一开始，就以歌德所预言的那种世界文学的标准书写自己的故事与经验。虽然，这些年有一个来自歌德故乡的汉学家总在说，不懂外语的中国作家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并引起了作家的愤怒。但这对我没有影响。因为从我写作的那一天起，我就只想尽力成为一个好作家，而不是某一民族的、某一国度的作家。自然，也没有想过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世界的作家。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最具价值的工作之一，就是大规模的翻译。通过翻译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表达而全面刷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甚至汉语这种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嬗变，新的词汇、新的语法、新的修辞，也是借翻译之功才得以完全。
更早一些，从东汉到唐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佛经翻译也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面貌，丰富了汉语的内涵与表达。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表达中，中国文化总被描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正是大规模的翻译突破了这个一度高度闭合的系统。今天，随便走进中国任何一家书店，一座图书馆，翻译外来图书之多，也许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肩。翻译图书的数量与在图书总量中的比例，也不妨看成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开放程度的可靠指标。
（责任编辑:tysd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