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翻译很快就在读者间炸开了锅。有人感到新奇，但更多的还是吐槽:“四驱是指四轮驱动，不能代表马的数量。”“轼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用在这里合适吗?”还有读者发表上千字的科普文章，指出贵的不是车而是马，驷马马车足见主人的阔气，而将chaise and four和chaise理解为两种车，更是闹了笑话。
当然，“四驱翠轼”只是整部译作中无数类似译文的一个缩影。李继宏为《傲慢与偏见》一共加了371条注释，引用241本专著、期刊，写了1.6万字的导读。有学者认为，这可以被称为一种研究性翻译，能为读者提供小说的背景;也有不少读者反映，太多的新造词和注释让人心累，完全打断了阅读的流畅感。
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柏华认为，在这场纷争中，要警惕因为“四驱翠轼”这一个单独案例，而否定在翻译中使用新造词的用法。“别忘了‘罗曼蒂克’‘德先生’‘赛先生’这些当年的新造词在当时的冲击力。”她认为，翻译有助于扩展和更新语言，需要陌生化和张力。当然，能否找到精妙的译法，有赖于译者的灵感。而对于一些日常的词语，另辟新词就不是那么必要了。
为何同样的噱头能炒3年
抛开具体的翻译不说，李继宏针对同行的言辞同样引发争议。在北京的一次读书沙龙上，他一如既往地强调“我的译本是最好的”，并且评价《傲慢与偏见》之前的33个中译本“内容很模糊，人物性格也并不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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